大推勁毅、肇尉的文章！
也翻出我在2012年研究家庭農場的舊文、作伙來分享，雖然文章有一點點長，但邀請大家一起努力看完喔，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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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即以家庭農場為基礎，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兼或聘雇少數勞動者，耕作面積以最適規模為主，因農耕作物、友善生產等差別介於0.5公頃至10公頃之間。農業生產領域內進行家戶耕作（family farming）以維持簡單再生產（simple reproduction），並將全部或部分的產品與加工品於市場進行交換的小商品生產者。
以家戶為單位：這意味著家戶作為經濟生活（生產與分配）的基礎。附帶一提，歷史以來，家戶的組成通常是血親連帶，如何開展出某種因認同與自我選擇而來的家戶型態也是另一個需努力的焦點。
小規模的社會協力：家戶生產受制於勞動力與家庭生命周期，它的農耕尺度自然有所限制，同時也無法獨立面對家庭以上的社區（社群）的公共性事務，諸如水利、運銷以及社會文化慣習的要求與禮俗。因而相應發展出多元活潑的協作模式，這一點是我們所必需特別注意的。我們應當專注於鼓勵多元並置的生產方式，以及相應而成的多方連結的社會關係。千萬不可執著於某種單一模式，或者單一的社會連結，即使它已是非常成功的運作。
因需要而生產：小農耕作的特點在於因需要而生產，當然也可能因需求無法取得適當滿足而必需加強勞動，因而處於自我剝削的狀態。此一供需的邏輯絕不可忽略，它所引導的生產面向與生產規模，必然相異於以追求利潤為動力的生產擴張，比較有機會在有限資源與理解自我需求的前提下，建立起生產循環的模式。
...台灣的農業結構轉變形成了極端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苦於糧食依賴而形成的輸入型通貨膨脹，二方面以國家資源支持鼓勵休耕。之所以如此，受制於長期的演變，兩個主要的力量影響台灣農業結構轉變，二戰之後迄1980年代是國家發展主義的力量，1980年代迄今則新自由主義的擴張造成的農業貿易自由化。
歷史考察即知，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五年迫遷來台，當時多數作以維繫台灣人生活的生產方式，是農耕，約莫有百分之八十的務農人口。考量現實狀況，且為了鞏固政權治理基礎，當時的國民政府實施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從一九四年至一九五三年，依序包括：「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三個階段，一方面藉此打破地主階級，使戰前封建式的地主佃農制逐漸步向解體的趨勢，另一方面，國府政權則透過土地改革，使地主佃農的關係瓦解，國家遂然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地主，直接治理這百分之八十的農民。
即使因為土地改革的過程，看似平均分配而使農民擁有了土地，使之成為土地的主人，然而關鍵在於，所謂的「土地改革」實際上是由上而下推動的、作為國家發展主義方向的一環，國家變裝成了新的地主，並透過一套糧政的設計，比如：肥料換穀制、隨賦徵購辦法、田賦徵收實物實施辦法及基層金融制度，進行農民的勞動剩餘的轉換，說白了就是剝削農民，換句話說，政府要小農用稻穀換取生產必須的資材──肥料，然而由於當時公定的肥料價格高於米價，政府因此從中賺取價差，累積資本，並將一部分收購的稻穀外銷至日本，累積外匯，形成了日後以農轉工的契機，卻也同時逼使農村逐漸破產，但農業與農村並非直直的往下衰頹。政府於當時開始推廣經濟作物和農業專區，將本來一部分種作主糧的農民輔導為香菇農、花卉農、果農等等，隨著經濟發展上了軌道，社會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人民的飲食習慣漸趨多樣，也為了滿足內銷市場，農村生產了相對多樣化的農產品，城鄉仍維繫著一定程度的連結與較為均衡的狀態，當時是農村較為富裕的階段。
然而，由於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及資本全球化的趨勢，加上當時台灣對美國的經濟依賴。造成台灣自1980年代中期之後，頻頻以開放農業市場為代價，以加速自由化的腳步。
暫且不論美援時期的糧食援助而西化的飲食習慣，以及與美國斷交之後，年年出訪的對採購大宗物資。就新自由主義以降的開放市場腳步而言，首先，台灣於1985年開放煙酒市場，從而影響了國家規管的菸葉、釀酒葡萄契作，近十萬公頃土地投入市場作物的生產，造成替代與排擠作用。此後，1990年代，隨著台灣被納入新自由主義體系中，頻頻開放農產品市場。易言之，台灣長期地產地消的農業政策，受新自由主義國際貿易的影響與壓力，轉而開放市場，進行「農業結構調整（1982-1991）」，由生產導向的計劃農業，轉型為「市場導向」的競爭農業。
農業結構調整是台灣農政轉型的開端，受制美國透過一連串的談判，要求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台灣為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1986至1993之間GATT(WTO的前身)的農業協定談判過程中，台灣也在外在壓力與單向的經濟思維中，逐漸往農業貿易自由化前進。
台灣政府為了爭取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中，陸續在1992年於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中宣示農業零成長，1995年農業白皮書中甚至明文表示放棄糧食自主，一步一步地以犧牲農業發展換取工業發展與國際參與的空間。此一階段稱為「農業自由化（1992-迄今）」，台灣放棄糧食自主、開放農業市場、要求農民離農休耕，埋下了糧食依賴與農村凋敝的惡果。
從此，農村滑入快速衰敗的下坡道，為什麼呢？一來是因為台灣的農民面臨的競爭者變成更多來自國際的農產品，常常因為他國政府對國內農產品的補貼，使得進口到台灣的糧價，相對於國內農產品而來的低廉，由此顯見，自由貿易的現實就是──強者越強、弱者越被蠶食鯨吞；二來則因為台灣人逐漸西化的飲食習慣，肉類與其他非本土農產品的需求日益提高，比如小麥與洋菇，農村和城市在食物層面的連結因此斷了一大塊，而政府認知的問題來源，是小農缺乏競爭力，因此鼓勵規模經濟，比如發展蘭花與有機蔬菜等需投入大筆資本的規模農企業。
然而，小農卻未曾消失，這也就形成了當今台灣農業雙軌制的產銷結構──資本農（以利潤為導向，擴大再生產）與小農（以計劃為導向，直接再生產）。那麼，發展規模經濟成為政策的方向，小農的機會在哪裡？一個具體可行的可能性是：重新連結小農生產的隊伍與有意識的城市消費者，創造在地經濟體系。
創造以小農為主體的在地經濟，意味著將個別生產的小農進行再連結，並與消費者形成合作經濟體系。換句話說，當前的工作，不僅僅是田間勞動與生產面的改變，同時也是意識型態之戰。小農耕作意味著健康的食物、豐富的文化肌理、綿密的社會網絡，以及涵養這一切的環境空間。我們──有志於農村工作的群體，不論從支農、援農甚至是從農的角色，我們在面向歷史、面向農村的方向上，試圖在資本主義已竭澤而漁的荒蕪焦土上，重新耕耘一片新天地。傳承老農邊做邊學的智慧，適地適種並照顧土地，同時連結綠色消費，開創任何互惠協作的可能，甚至更主動介入體制政策，見鏠插針地鬆動結構，扭轉城市偏向的當代社會關係。小農耕作是經，社會需求為緯，小農耕作正在創造可循環社會生產交換的新模式。
（文章摘錄自《勞動的春耕──關於台灣的農事變遷》，發表於「落地生根：社區支持農業經驗研習會」，香港社區伙伴、嘉道理農場。並刊出於2014年3月香港出版之專書《落地生根：社區支持農業之甦動》，頁13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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